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要提出一些其它的问题。

在现代人道法出现之前，武装冲突受何法律调整？

起初是基于调整武装冲突的习惯的有一些非成文规则。然后，便逐渐有一些详尽程度各异的双边条约（战俘交换协定）开始生效。有时，交战各方也会在战斗结束后批准这些条 约。还有一些由各国发给其军队的章程（参见下页的《利伯守则》）。因此，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皆受限制，也就是说，它只对某一场战役或特定的冲突有效。这些规则也会因时期、地点、道德和文明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谁是现代人道法的先驱？

人道法诞生的过程中，亨利•杜南和纪尧姆—亨利•杜福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第 2 页）。杜南在其1862 年出版的《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想法。杜福尔将军则凭借其个人的战争经验，不失时机地给予了积极的道义支持，这一点尤其能够通过他主持1864年的外交会议而得以体现。

杜南：“在某些特殊场合，就像，例如，当各国的军事艺术家汇聚一堂时……若他们能利用此类会议的机会制定一些国际原则，签订一项不容违反的公约，公约一经达成一致与批准，就可能构成欧洲各国救护伤者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吗？”

杜福尔（回应杜南）： “我们需要通过你所描述的那些鲜活的例子，看清战场上的荣耀所带来的痛苦与眼泪。”

理想如何变为了现实？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5位创始人的推动下（见第2页），瑞士政府召开了1864年外交会议，16个国家出席了会议，它们通过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

《公约》带来了哪些革新？

1864 年《日内瓦公约》为现代人道法奠定了基础。它的主要特征包括:

• 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冲突受难者的标准成文规则；
• 具有多边性质，所有国家均可加入；
• 有义务不加歧视地照顾受伤及生病的军事人员；
• 尊重并标明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的医务人员、运输工具及设备。

法典化之前的人道法

如果认为1863年红十字的成立或1864年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的通过标志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人道法的开端，那可以说是一种误解。就像任何一类社会都不会缺乏其自身的一套规则那样，也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会缺少一些模糊抑或精确的规则来调整敌对行动的爆发与终止，以及作战的方式。

“总的来看，原始人的战争实践中已表现出了几种现代人们所了解的国际战争法规，其中包括：区分不同类敌人的规则；确定战争开始与终止的情形、形式以及谁有权开始与终止战争的规则；规定从事战争之人员、时间、地点与方式限制的规则；甚至包括完全禁止战争的规则。”[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

在数千年前，第一部战争法规是由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宣布的：“我制定此法是为了防止以强凌弱。”(巴比伦国王，汉漠拉比)

许多古代文献（例如《摩诃婆罗多》、《圣经》及《可兰经》）中都包含有一些提倡尊重敌方的规则。例如，一份写于13世纪末阿拉伯统治西班牙全盛时期的文献——《维奎耶 》(Viqayet)中包含了一套真正的作战守则。1864 年的《日内瓦公约》是一部多边条约，他编纂并巩固了这些古老的、不完整且零散的保护伤者及其照顾者的战争法律与习惯。

《利伯守则》（The Lieber Code）

从有战争以来到现代人道法的出现，据记载，共有超过 500 份旨在调整武装冲突的战俘交换协议、行为守则、盟约及其它文件。其中包括于1863 年4月生效的《利伯守则》(见索引)，由于它标志着对当时已有战争法律与习惯加以编纂的首次尝试，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与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于1年后通过）不同，《利伯守则》并不具有条约地位，因为它仅为参加美国内战的联军士兵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