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全球范围内的被拘留者。被拘留者包括关在营地里的战俘和被关押在监狱或警察局中的政治犯。199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50多个国家中探视了超过100,300名被拘留者。

探视活动是由几组代表负责执行的，每组中通常包括至少一名医生。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和护士有时会被分在同一小组进行工作，但根据需要和情况也会被分在不同的小组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护人员要接受有关拘留场所行为方式的特殊培训。

在执行此类探视活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小组中的医生或护士，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

* 他（她）既负责评估被拘留者的健康状况，也负责评估在拘留所生活中可能对健康造成损害的各个方面（食物、卫生、医疗等）。这时他扮演的通常是一个专家顾问的角色（就其对情况进行“审查”以使有关当局获知这层意义上而言）。通常，提供治疗并不是红十字国际委员的任务。然而，在特定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能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或在有紧急需要的情况下提供基本的治疗。

* 当被拘留者被施以虐待或酷刑之时，医生会对有关被拘留者进行医疗鉴定。所有为就事项建立档案所需的数据资料都将被记录下来，以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主管当局终止此类行为。作为一名外部的医疗顾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对受害者们本身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信任属于拘留当局的医护人员，但他们却会信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护士的工作一般不针对酷刑受害者，但是他们会对这样的病例做跟踪调查，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缺少医生，护士甚至会代替医生的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或医疗小组）所做的评估内容既包括被拘留者的健康状况，也包括拘留地点为确保被拘留者生存而设立的各种系统，如：食物，卫生，医疗保健等。因此医生（护士）必须对监禁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为了获得他（她）所需要的信息，医生不仅要和被拘留者而且要和拘留所的医护人员进行交流。

所有被拘留者都抱怨拘留所的食物状况。“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被拘留者使用的释放压力的诸多安全阀中的一种。对被拘留者的健康具有不利影响的真正的营养问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所供应的食物在质量和数量上确实无法令人满意的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将有选择地对被拘留者代表进行诊断，以对局势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他（她）必须找出被拘留者营养不良的一些客观标志，例如，体重减轻，（蛋白质，矿物质等）的缺乏症状，以及维生素缺乏症（如脚气病，糙皮病，眼球干燥症，坏血病等）。上述任何这些症状都能表现出食物不充足。但是，缺少这些标志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关当局所配给的食物是充足的，因为被拘留者的家属可能会带来食物，从而补充了官方配给的不足。

关于纯粹营养方面的问题，如有必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会对提供给被拘留者的食物进行详细分析，以确定营养是否真的不足。

除非在被拘留者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不会代替有关当局向被拘留者提供食物。然而，它会尽力找出造成［食物］短缺的原因（如基金不足，食物被转移到别处被消费，或工作不得当等），以便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帮助政府履行其职责。

此外，拘留当局提供的食物是一回事，而真正分发到每个被拘留者盘子中的食物又是另一回事。此时，问题就已完全超出了医学领域，而应予考虑的是食物分发和内部配给机制、可能存在的贿赂问题、以及“骗局”和在国内范围所造成的影响。问题可能是各式各样的，而且应该从所有这些营养以外的思想上的因素着手考虑。这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信息交换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食物供给不足的真正原因。

如果拘留地的卫生设施 [1]不能令人满意，会因此对被拘留者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则会对有关情况进行评估，并决定应采取的必要措施。

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话来说，“卫生设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主题，它包括以下问题：

－ 供水系统，必须保证数量充足和质量过关，因为这对于被拘留者的健康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 为了避免污染、疾病和流行病，清除污水和固体垃圾；
－ 带菌生物（寄生虫，啮齿动物，昆虫等），它们的存在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疟疾，淋巴结鼠疫，立克次氏体病等）的传播；
－ 拘留地点的一般生活条件：住处本身的条件，人均居住面积，通风状况以及清洁程度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小组也会对拘留地点提供的医疗保健系统进行仔细检查，并特别注意它的实际功能。这就意味着医生必须检查医疗场所（医务室/船上医务室，咨询室等）并和当地的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勤务兵等）进行交谈。有时，他们的意见和牢骚有助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小组成员了解该系统如何进行工作，以及其无法运作的原因。相关的因素可能有：由于有关部门付给当地医疗员工的薪水很低，导致员工旷工；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药物；被拘留者蓄意破坏医疗系统；缺乏送病人去医院的运输工具；以及医护人员缺乏安全感等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也听取被拘留者对于医疗设备功能的看法。他（她）采用私下交流的方式听取某些被拘留者自然流露的想法，不仅要避免其受到有关当局的影响，而且也要避免受他们自身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犯中间），有时，这可能会削弱他们提供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信息的客观真实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总是强调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被拘留者进行试样检查，以获得有关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拘留当局所提供的医疗质量的客观看法。这些样品包括所有被发现的严重病例，无论它是由被拘留者自己提出，还是由有关当局提出，或是来自于直接的观察。

当作为一个小组工作时，医生和护士一起决定如何最好地进行情况评估工作。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医生负责全面控制并做出最后的医疗决定，但是他（她）必须知道医疗小组其余的人要做的事。所有相关人员都应该清楚地知道，在每个地方应进行哪些评估，以及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医疗人员之间也应该互相保持沟通，以掌握最新的全球动态。无论何时谁应该做什么都应在医疗协调人的掌握之中。如果由护士独立进行工作，她必须对系统进行评估，并上报给医疗协调人，然后由医疗协调人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信息以便采取行动，或者要求有关当局这样做。

在“正常”的拘留地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关心的不是替代现有的医疗系统进行工作，而是努力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任何在监狱进行的“会诊”通常只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对该正常系统如何运行进行评估。 [2]

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应根据环境而改变。在某些情况下，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一切，就是通过与地方医生 [3]进行对话而说服他们。在另一些情形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以向监狱医生提供医疗物资的形式提供援助。这些医生没有任何可利用的资源，而如果它有的话，他是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

在对不同系统和被拘留者的总体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小组的目的是获取对任何缺陷的客观意见，并确定其产生的原因。然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可以对拘留当局所做的改进提出具体、实用的建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其代表处的“积极外交”，以及通过向更高当局提供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结果的官方书面报告提出其建议。官方不会再忽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而提交报告的目的则是，应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启动改进程序。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不远的将来将进行另一次探视的预期，是加速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

如果被拘留者告诉代表他们受到了虐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会尽全力查明事实，并草拟一份完整的文件，以便通知有关当局，并坚持要求它们终止此类行径。在这些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会对被拘留者进行检查，并对他们的健康状况给出专业意见。此外，在这里，普遍而非必要的个人评估也十分重要。在认定损害和所进行的指控之间存在的任何可能的关系是做出全面评估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要素。

在可行的时候，医生会逐一检查每个病例，同时他也努力将虐待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加以认识，虐待问题必须在整体上来加以理解并就此与当局展开讨论。对这两种方法 — 个别的和一般的 — 加以区分，并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中立医生”和有时受害者唯一能够相信的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也必须告知虐待受害者，打消他们的疑虑，并向他们提出建议。他（她）通常仅仅是通过解释酷刑的事后影响以及被拘留者一旦被释放后获得治疗的可能性来消除他们的忧虑。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由中立医生进行检查这一事实，并告诉被拘留者“没出什么问题”，就可以使他们安心。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关于如何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的提示，不仅构成一项合理的建议，也可能是使被拘留者恢复自尊以及帮助他们恢复对事情控制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被拘留者处于长期关押时，这对振作他们的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

文中提到，酷刑及其后遗症是一个主要问题，在他（她）的直接监管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可以同一名或一组护士一起工作，尤其是在跟踪调查和特殊医疗保健方面。然而，临床检查总是由医师亲自负责执行的。

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并没有对酷刑下定义，但是它的医生会提及一些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例如：

*世界医学协会（WMA）于1975年在其《东京宣言》中所采用的定义；以及

*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所包含的定义。

现存有关酷刑的定义中都没有对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中存在的“灰色区”给予精确的描述。这就特别提出了关于拘留条件的问题。什么程度的过分拥挤构成有辱人格的待遇？什么情况才能称为许多被拘留者共用卫生条件很差的厕所？搜查被拘留者身体有辱人格吗？强迫绝食抗议的被拘留者进食其性质如何？以下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可以援引的某些条文：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5年与1984年）；

*《联合国机构关于保护处于任何拘留和监禁形式下的所有个人的原则》（1988）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只是作为一个指导方针，而不是绝对的标准。根据拘留当局的情况和［其满足条件的］可能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提出比在任何规则中所规定的严格最低标准都更高的要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或代表与被拘留者的私下会面是这类探视中最重要的环节。会见中，医生自然要避免任何看起来可能像“审问”的谈话方式。此时，谈话开始时的机智以及以同情的心情倾听是对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交谈所涉及的话题范围很广，其中大部分问题（如被拘留者的身份，近亲属的居住地，导致拘留的情况、营地或监狱的总体条件等等）由非医学代表提出。医疗小组的会见涉及如前所述的医疗问题以及酷刑问题，后者显然与医疗相关。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询问被拘留者有关他（她）所遭受的任何虐待的过程中，医生必须记住这样做正是在侵入一个非常私人的领域。这种对被拘留者试图忘记（通常只是徒然）的新经历的侵扰可能会造成创伤。有些被拘留者抓住机会进行“倾诉”，因为他们需要说说他们的经历。事实上，除了被拘留的同伴，如果他们可以和其他人进行交谈，这对他们而言是有益处的。而另一些受害者不能或不愿意说起他们所遭受的酷刑。在某些文化中，绝不能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直接提及重要的问题，因此，被拘留者显然最不愿意说起这么隐私的话题。遭受酷刑之后，在与不同国家受害者会见的过程中，西方的“罪恶感文化”和东方的“耻感文化”显然会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与被拘留者交谈的非医学代表必须尽可能注意不去侵犯被拘留者的隐私。如果谈论的内容会使他们感到悲痛，还不如不谈论这一话题。此时，其他代表可以求助队里的医生，他们因为所受的训练和自身的经验而更适应这种艰难的会谈。很显然，无论什么文化背景下的被拘留者，在与一个医生谈论酷刑、尤其是其（真实存在或感觉到的）后遗症这个话题时，总会比与一个“外行”代表谈论要更轻松自在一些。非医生代表不应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自己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反应。那些还没有经过有关如何对待酷刑受害者这种特殊训练的护士，也应该将此类病例提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或与他（她）紧密合作，共同工作。

在听完被拘留者遭受虐待的经历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对其进行检查。这一检查是私下进行的，最好不需要翻译人员（倘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侥幸可以讲被拘留者国家的语言）。如果需要使用翻译，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理想状态是，翻译人员不仅会说该国的语言，而且熟悉该国的文化和宗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被拘留者可以自己从被拘留的同伴中选择一个人。然而，翻译绝对不可以对被拘留者施加影响，尤其是像酷刑这么私人的话题。被拘留的同伴可能会讲这种语言，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否会有其它因素、［对受害者的］影响或敌意夹杂其中。

身体检查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 首先，它是医生与病人之间正常关系的一部分。而且，尤其是，在拘留地点，或许因为时间不够，或许因为疏忽，卫生官员没有对被拘留者进行检查，这时，他们会对体检充满期待。

* 其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必须为他（她）确切诊断酷刑对其身体造成的后果（如果有的话）。他（她）必须清楚的知道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以及任何一种身体后遗症。显然，这并不是要轻视心理后遗症，在拘留地点，无论如何，它都比身体后遗症更难确定、更难治疗。

* 最后，对受害者进行检查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向被拘留者提供仅有的、可能的即时服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份关于其身体状况的暂时诊断和一份对其未来康复前景的评估。通常，医生会补充一些实用性的建议（例如，建议使用被拘留者自己可以进行或可由室友帮助进行的物理疗法，以及回答被拘留者提出的任何关于今后是否会残疾，身体状况或其它方面的问题）。

涉及此类工作或独自与非医学代表一起探视被拘留者的护士，必须尽可能的遵守上述指导方针。他们的职责是将他们认为需要由医生进行评估的病例提交给医疗协调人。当接受探视的被拘留者是酷刑受害者时，护士应在其能力可及的范围内进行医学评估。遇到疑难病例时，他们应将其提交医疗协调人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

与别的领域一样，在医疗领域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试图取代拘留当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常并不提供医学治疗，而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也不会取代拘留地的卫生官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小组的任务是对［拘留地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尤其是注意饮食和卫生设施方面的情况。医生（或护士）必须对环境进行评估，以便找出之所以存在不足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与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找到解决所述问题明确、实际的解决方案。关于虐待问题，医生不仅须负责对此现象进行全面调查，而且也须给他（她）所会见的受害者以安慰。这是通过私下接触来进行的，尽管这种接触是短暂的。“医患”关系是一个特殊的机会，医生能够利用此机会提供信息和建议，并且通常能够使受害者安心。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护士可以就其所能担当这一角色，并且应将复杂的决定和医学病例——特别是涉及到酷刑受害者时——提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生。医疗小组将尽可能预先决定如何分配责任，以及如何依靠协作来完成全面的评估工作。

注释

[1] 该术语包括与供水，卫生工程（排水，污水等）和卫生保健有关的所有问题。

[2] 除此之外，医疗会诊也可以达到汇编患有严重疾病或受伤病人名单的目的。然后，这些名单将会以固定申请书的形式提交给拘留当局，视情况，要求他们将病人释放、遣送回国或转移到医疗机构。

[3] 在许多国家，这种形式的对话只发生在医生与医生之间。在其它情况下，护士也可能成为医学对话参与者，但这必须是由医疗组成员事先决定的。

[4] “虐待”是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在正式文件中所使用的一个术语。事实上，正如各种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中所界定或引用的那样，它是指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等情形。使用该术语不是因为过于拘谨或胆怯：这样可以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报告这些问题时，可以不用冒被有关当局自动拒绝的风险（例如，如果使用“酷刑”这一字眼，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接下来的事实描述无疑揭示了这意味着什么（见下文）。

赫尔南•雷耶斯 医学博士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部
日内瓦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