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的保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钥匙

20-09-2010 采访

保密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它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向受不安全局势、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伸出援手。它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建立信任、交流沟通并施加影响以改善局势。但如果保密遭到破坏会怎样呢？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副主任多米尼克•施蒂尔哈特（Dominik Stillhart）的采访。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决认为保密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它使该组织能够向受不安全局势、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伸出援手并保持与他们接触。保密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建立信任、打通交流渠道并施加影响以改善局势。但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副主任多米尼克•施蒂尔哈特所言，保密的工作方式必须得到尊重才能有效。

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公开其调查结果？

我们主要致力于改善受冲突和敌对行动影响之人的境遇，而不论他们是谁。我们也公开谈论某些问题，在全球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我们主动请求对人道局势进行评估，但是对于处理可能出现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我们能够主要以保密方式来开展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我们可能会撰写新闻稿，谈论被拘留者的整体权利或不安全局势和流离失所的人道影响，但我们不会公开谈论个人对虐待行为的指控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具体行为。

在这种局势下，当我们的代表发现违法行为、需求或疏忽时，他们会直接与当地有关当局或其他冲突方提出他们的忧虑。这包括各种人群：从狱警和军队指挥官到叛军首领和武装反对派士兵。我们的目的是与那些有能力改善局势的人进行秘密对话。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工作的许多地方和环境常常不欢迎外界的检查和批评。保密是一把钥匙，它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打开那些本来紧闭的大门，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危难中的人们，使我们能够进入其他组织无法到达的地方。

另见：

显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时与第三方共享信息，为什么？

有时，我们确实与选定的第三方（通常是国家）共享一般性或具体信息。这样的交流是在努力调动各方支持重要人道项目的框架下进行的，旨在说明我们所开展活动的情况。有时，我们的目的是间接影响相关各方从而改善相关局势。这些交流都是在完全双边和严格保密的基础上进行的。

公开揭露违法行为会不会更有效？

保密并不等于漠视。我们不就某些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保持缄默。我们会坚持不懈地跟进对违法行为的指控，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阻止违法行为，我们准备将我们的忧虑一直传达给最高当局，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提醒冲突各方他们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不论是坚持要求在军事行动中避免伤害平民，还是为释放武装反对团体关押的人质提供便利，我们非常努力地与任一冲突中的各方进行对话。

这远非易事，而且情况的改善并不总像我们或受害者所希望的那么迅速或顺利，但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工作方式，它使我们能够帮助那些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与媒体或其他第三方共享保密信息，我们也不同意发表这些信息，因为永远都存在这样的风险：我们的调查结果被用于攫取政治利益或被一方或另一方所利用。

当我们在公众目光之外讨论违法行为或虐待等严重问题时，政府和非国家参与方常常更有可能承认这些问题并承诺采取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选择这种幕后方式，是因为这种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帮助我们取得成效。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处理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唯一有效方法。

如果你们的报告被公开或泄露会怎么样？

当我们的保密调查结果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受到最大的影响的可能正是那些我们努力帮助的人。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当局可能会禁止我们探视某些人或某些地方，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了。而且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信任并再次进入这些场所。

与此同时，那些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寻求保护和援助的人，包括被拘留者、流离失所者和因战争而分离的家人，将承受最严重的影响。

信息保护问题也面临威胁。对每一位我们交谈的对象，我们都会非常仔细地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在为他们提供帮助以及处理他们所描述问题的时候使用他们的姓名或个人资料。对被拘留者、流离失所者、强奸受害者和儿童兵，我们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我们以保密方式处理信息，以此来努力保障信息安全。如果这类信息被泄露，将会威胁到当事人及其亲人的安全

那么律师和法官能阅读你们的报告吗？

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某个报告归为机密，这意味着只有报告所针对的当局或冲突方才能阅读。我们反对未经我方同意以任何形式分享或发布这些信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知道：见证战争和冲突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理解法庭为什么想使用我们的调查结果作为证据或想请我们作证。然而，我想再次强调，这样做会危及那些信任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们痛苦经历的人。如果这些信息被公之于众，他们甚至是他们的家人，都可能面临惩罚或报复。

如果我们的文件成为法庭记录的一部分，可能会危及我们在某个特定国家或局势中继续开展工作的能力，并危及我们同事的安全。

这正是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坚持保密工作方式的原因。因此，各国不能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证或在其国内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庭。许多国内和国际法庭都确认了我们免于作证的权利，例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超过80个国家专门通过条约或立法认可了这一豁免权。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信息的发布具有最终决定权”。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获得了这样的特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其作证豁免权强调了保密作为其工作基石的重要性。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放弃保密规则？

谨慎是有限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留公开谈论、发表我们的调查结果或在特殊情况下中断工作的权利。例如，如果拘留当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公布了保密报告的部分内容，我们保留公布报告全文的权利，以防其对我们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做出任何不准确或不完整的解释。

同样，如果在我们不断提出要求之后，被关押者依然受到虐待，或者如果我们无法根据公认的行动程序来开展工作，我们可能会中止对被拘留者的探视或停止我们的行动，并将公开解释原因。

如果保密的工作方式明显没有发挥作用，例如，政府或反叛团体就是拒绝认真考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我们已经用尽了其他对话渠道，我们会而且将采取行动，公开表达我们的忧虑。公之于众的决定从来都不是轻易做出的，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保密并非无条件的。

你所谓的“行动程序”指的是什么？

为确保我们的分析尽可能完整和公正，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探视被拘留者时都遵循一套规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必须能够与每名被拘留者进行完全私密的交谈。这很重要，因为保密的工作方式不是仅限于对当局的。如果被拘留者允许我们向当局谈及他（或她）的问题，我们会那么做；但是如果没有被拘留者的许可，我们绝不会那么做。

另外这套规则也规定我们的代表必须能够检查所有牢房和其他设施。必须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其所需频率并在人员被关押期间进行经常探视。此外，所有被拘留者都必须有机会通过红十字通信系统给其家人写信并接收来自亲人的信件。

我们标准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每次探视前后都与营地当局进行保密讨论，以提出问题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提出建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对被拘留者进行个人身份登记，以便关注其境遇并防止失踪。

每年，我们在大约75个国家探视超过50多万名被拘留者。这些标准程序适用于我们探视被关押者的所有场所。有时，如果这一工作方式受到限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中止工作直到这些规则再次得到尊重。

你个人相信这种工作方式能够发挥作用吗？

我知道我们能做到，因为我曾多次见证这样的事情。有时，我们对一个局势的影响力大于另外一个局势，而且进展可能很慢。但我们的代表知道即使没有立即取得进展，有时只要“在那里”就足够了。

从坐在囚室里的被关押者的眼中，从战乱中试图喂饱孩子的母亲的脸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可以依靠的希望很渺茫时，哪怕只是知道有人在乎你的处境就能够带来改变。

我明确地知道信任不是一夜铸就的。与那些常常并不愿意倾听我们要表达什么的人开展建设性的对话，这需要时间、热诚和坚持。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听了，这就是我相信保密的工作方式将继续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