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19日，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第4130次会议上，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所作的讲话。

主席先生：

谢谢您的邀请。您的邀请证明了您认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关注的核心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即在武装冲突时期对平民的保护。爱克斯沃夫部长，能在您担任主席期间发言，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知道对于人类安全这一理念，您是一位令人信服的捍卫者；而这一理念正是我所坚守的。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考虑人道因素，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已被人们所广泛认可。由孟加拉国总统于三月份发起的公开辩论就是我们坚定承诺要追求这一目标的明证。应该将这一承诺转化为更具实质性的举措。

主席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植根于国际人道法。作为该法律部门的捍卫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确保武装冲突各方（无论其为政府或是非国家实体）尊重国际人道法。通过在八十多个国家建立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冲突各方都建立了对话机制，从而建立了信任关系，确保了人道法的确实实施，并保证了我们有途径接触到所有的受难者，以便对其实施保护和援助。

人道法的中心内容就是对平民的保护，然而，我还要顺便指出：人道法也保护战斗员，尤其是那些已丧失战斗力的人员，比如战俘、患病或受伤的武装部队成员。

要使该保护得以实现，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批准人道法的相关法律，比如《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附加议定书》。另外，各国还应该制定国内实施措施，并依法予以指导（特别是针对其武装部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法律保护这些不同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很高兴看到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提到了这些内容。

尽管我们经历了许多恐怖事件并经常觉得无力回天，尽管法律保护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我们仍然相信人道法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去年做出的题为“人们对战争的看法”的一项大型调查的结论之一。这项调查是在几个国家中进行的，它们大多都曾饱受战争之苦。该调查有力地证实了区别平民和战斗员的重要性，而这正是人道法的首要原则。

然而在实践中，该区别正趋向于模糊不清。确实，平民已经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而且经常恰恰成为战争的目标。人们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主要是道德的、宗教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准军事团体的出现等其它因素使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更加复杂。准军事团体的成员可能并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而其行为也可能是无法预测的。这些战士有时会实施残暴的行为，自己也很容易成为暴行的目标。另外一个同样令人忧虑的事实是，有些正规武装部队的成员由于没有收到薪金所以没有供给，因而可能会为了生存而实施各种极端行为。

主席先生，人道法的目标就是将平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保护，使其免受攻击（不论这种攻击是有目标的还是不分皂白的），并保护平民不受任何暴力行为或虐待行为的侵害。人道法还对某些特定人群实施特殊保护，比如妇女、儿童，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以及被报告失踪者。因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是不能限定于某些特定人群的；考虑到各个群体的特殊脆弱性，该组织为所有受害者提供保护。

国内流离失所者

针对平民的违反人道法的行为将导致大量的人口流动。数百万计的人们受到恐吓，被迫为保全生命而逃离；或者被赶出家园；有时并不情愿地生活在营地里或村庄里。

今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大约500万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和帮助――通常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在非洲，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在安哥拉，战争态势的新高涨已经导致大批人群离开农村进入城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向万博（Huambo）和奎托（Kuito）地区的大约33万名流离失所者和居民提供援助：食物、医疗帮助以及使其恢复农业生产能力。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大约20万易受伤害的人们提供食物和其它救济，该组织还对医疗机构提供援助，致力于接触被剥夺自由的人，并向上百万人分发安全饮用水。

在哥伦比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969年开始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它已经与哥伦比亚红十字会合作，制定了一个援助计划，帮助那些因国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受难者。在1999年，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一个组织，就对大约17万名流离失所者提供了紧急援助。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在阿富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70名外籍员工和超过1000名的当地雇员，它对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家庭和已经返回原住地的家庭施以援手。它还在喀布尔向超过23000个由寡妇或残疾人支撑的家庭提供帮助。此外，超过15万人获得了医疗护理，这要归功于该组织对医院的援助计划。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向超过30个外科手术机构提供全部或部分援助，并管理着5个假肢装配中心。

诸如此类的需要是如此的巨大，单凭一个组织是无法满足全部需要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最高效率，它参与了战略分析及制定，用来加强与其它人道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专门机构及其它组织）的磋商和合作。这样，就可以确保行动互补并避免重复性工作。这样的合作和协调是横向的，并在一线行动中发挥着作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各人道机构之间的和谐关系。自1996年开始，它就已经针对武装冲突中受害者的保护问题举办了四次工作会议，以帮助提高人道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效率。这一行动的要旨就是要澄清人道法、人权法和难民法中所规定的“保护”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流离失所者这个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请大家去关注由于过分简单地将适用于难民的长期解决方案适用于本国的流离失所者而带来的不利影响。说到这一点，我还是确信：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改善不同人道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有关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将在不丧失其独立、中立和公正原则的基础之上，为受害者的利益不懈努力。

仅有这些原则是不够的。遵守这些原则会使我们在一线尽可能高效完成工作，而且，我们在当地的活动会使我们具备充足的事前预警能力。

战争中的妇女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给予了妇女（作为平民）同男子一样的一般性保护。然而这些法律条文还确定了必须要给予妇女特殊保护，因为她们有着特殊的需要。尽管有这些法律规定，妇女仍然在承受痛苦，而且在武装冲突中常常会成为暴力行为的目标。武装冲突各方有义务确保对妇女的保护和尊重。让这样的保护变成现实，现在正是当务之急。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在武装冲突中提高对妇女和少女的保护，是一项首要的任务。

确实，在名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妇女”这个项目中，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开始成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正在就武装冲突中对妇女的保护和援助起草行动规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这一项目为期四年。除其它事项之外，该规划还囊括了保护妇女的人道法规范的传播问题以及性暴力问题。以一个几近完成的研究为基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开始着手确保其所有活动都考虑到妇女和少女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个旨在提高人们相关意识的强化行动也正在媒体中展开。在“Beijing+5”这部与BBC联合制作的电影完成之前，还有一个广播节目和一本有关战争中妇女的新手册正在筹备之中。

对儿童的保护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加拿大的特殊努力，以及在第27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加拿大政府和红十字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武装冲突时期，儿童的困苦境遇一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年来关注的问题。《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给予了儿童（作为平民居民的成员）一般性保护，还有其它大量的法律规定给予了他们特殊保护。我们所有的一线行动计划都包括了以保护儿童并确保其健康和安全为目标的行动，比如：对无人陪伴的儿童进行身份确认和注册登记，并对其进行追踪调查；出面交涉以确保被拘留的儿童获释；儿童的生理或社会心理康复以及恢复与其家庭的联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以有效的方式与政府和其它相同领域的组织进行合作并意图继续保持合作。根据其第27届国际会议上通过的行动计划，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儿童在冲突中的境遇。

寻找失踪者

对于家庭来说，战争最悲惨的后果之一就是亲人命运未卜。除了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外，还可能会有严重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后果。寻找失踪者一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责的重中之重，而且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之内是其首要任务之一。

要确定失踪者的下落，一个实际的方法就是同有关当局进行协商谈判，进入拘留场所并提交给他们根据家属的声明而列出的失踪人员名单。在该项活动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常都得到了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协助，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他们都是无价的合作伙伴。

人道法见证了各国对失踪人员问题的重视；然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待被恰当地适用到各种冲突情形中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称赞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科索沃、在海湾战争之后所做出的努力，然而我们仍然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在其它情形之下许多家庭的困境，而这些情形可能是媒体关注较少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失踪人员问题和该组织的角色定位应该被系统地纳入到和平协议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信，将诸如失踪人员、战俘和被拘留者等人道问题纳入到和平协议中，这能够加强武装冲突发生后巩固和平的工作。

安理会的作用

主席先生，安理会于去年发起了有关平民保护问题的争论，当您邀请我今天在安理会成员面前讲话时，您要求我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这一争论所产生之成果发表意见。我想我应以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一个新手所应有的谦虚来发表意见。

首先，我想要强调，安理会对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的问题愈来愈重视，对此我们极为赞赏。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毫无疑问有赖于安理会对该问题紧迫性的认识。

秘书长所做出的精彩报告和报告中的很多建议也是正中要害的，而且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问题。

另外最振奋人心的是，安理会要设立一个监督机制，而主要的人道组织都会参与到这一意向中来，这样就保证了有关该机制的讨论不会只是停留在务虚的层面。安理会的决议将创造一种氛围，该氛围有助于预防违法行为，以及终止有罪不罚的行为。我们十分欢迎这样的举措。然而，单有这样的夙愿，如果不采取实际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致力于提高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决议就会很快成为一纸空文。

去年九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就武装冲突中对平民的保护问题所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清楚地确定了在“为加强对人身保护而建议采取的措施”和“为加强法律保护而建议采取的措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认为这样的区别是非常有帮助的和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法律保护是有其局限性的。作为一个长期在几乎所有武装冲突局势下积极开展工作的人道组织的代表，我想要在我的发言中再谦卑地加上这样一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积极的行动和其同冲突各方保持接触和对话的良好意愿，是其得以对受害者提供保护的关键因素。

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安理会在发生大规模、持续的违法行为时会考虑适当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一建议是在北约组织部队在巴尔干半岛采取武装行动之后所发生的一次极其中肯的辩论中提出的。在这里，我想要告诉安理会成员另一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关心的问题，即衡量用词的问题。“人道”这个词经常被滥用。我们曾听人们说起“人道战争”、甚至是“被迫的人道反击”等词汇，而这仅仅是会对政治相关方及人道组织各自角色和责任产生误解（而这种误解是极其危险的）的类似表达方法之一。

这里的问题不是在极端情形之下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问题。这样的行为通常都是最后才会采取的手段，而且对于保护平民来说是必须的。确实，在发生了大规模的、有体系的违反人权和人道法的行为时，强制性措施可能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已经承诺，不仅要尊重而且要确保对条约所列法律规则的尊重。

只有在极端情形之下，才应该考虑使用强制性措施。安理会拥有许多其它手段来加强人们的安全，从采取预防性措施到派遣维和部队或巩固和平部队。在其某些任务的职责说明中，安理会预先规定了旨在保护面临人身伤害危险之平民的措施，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这些富有创新性的进步表明安理会愿意采取具体的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要在以解决武装冲突的原因为目标的政治及军事行动和以应对武装冲突的影响为目标的人道措施之间作一个区分，这是很重要的。确定谁有权使用武力的法律（或称为jus ad bellum -- 诉诸战争权）因而必须与人道法（该法自动适用于军事行动，或称为jus in bello – 战时法）明确区分开来。即使提出的理由具备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免除一项军事行动在国际人道法中所承担的义务。

然而，我们也已经注意到，维和行动正在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人道特色。这一趋势伴随着一些危险。在和平依然脆弱的情形下，联合国部队也许必须要使用武力，这样就会给别人留下他们是冲突一方的印象。这样，联合国部队就无法进入某些区域，因而也就无法接触一些受害者。总体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强制性措施（除了向平民提供保护之外）应该为人道机构的行动创造条件，但人道组织不应与强制性措施发生任何关联。如果和其发生了关联，就会危及人道组织的工作，因为其可信度被破坏了，而其也不再会被武装冲突各方所接纳了。正是这种不同行动模式之间的混淆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而且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每一方都要明确：使用武力是军方的行为，而救济活动才是人道组织的领域。

要是不谈谈这一周安理会争论的核心 --- 制裁问题，就无法结束我的发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对制裁给平民带来的人道影响保持关注。因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能对安理会要建立一个相关工作组的决定表示感激，工作组特别旨在全面考虑制裁的人道后果。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要在对平民的保护上取得明显的进步，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各个方面加强互补性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这个问题我认为，安理会实施大胆的政治决定并为人道组织保持其必不可少的独立性创造条件的坚定决心将会保证我们共同目标的有效实现。

谢谢你，主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