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1859年6月24日，佛朗哥-撒丁部队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小镇 索尔弗利诺（Solferino）交火。那一天，为私事而要会见拿破仑三世的瑞士日内瓦公民亨利•杜南(英文）正在去往该地区的路上。在战役发生当晚，杜南抵达了有9千多名伤者避难的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 ）村。上千人躺在基耶萨-马焦雷（Chiesa Maggiore）主教堂里，无人照料，杜南和当地妇女奋斗了几天几夜，为他们提供水、清洗并包扎伤口，分发烟草、茶和水果。

杜南在卡斯蒂廖内逗留至6月27日，然后出发，于7月11日回到了日内瓦。他陷入财务困境，但却无法忘记他所见到的一切，1862年，他出版了名为《索尔弗利诺回忆录》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这场战役以及基耶萨-马焦雷教堂的伤者，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他写道：

“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些救护团体，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员们服务，这难道不可能实现吗？”正是因这一问题红十字最终得以创立。他还询问各国的军事当局是否能够制定“……一些国际准则，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一旦这些国际准则被同意并认可，就可能构成各个欧洲国家伤员救护协会的依据。”这第二个问题正是《日内瓦公约》的基础。

委员会成立

亨利•杜南的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几乎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他同时代的大部分最有影响力的人都阅读过这本书。其中包括：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日内瓦公民、律师兼任一个当地慈善机构（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的主席。1863年2月9日，他向其协会介绍了杜南作品中的论断，该协会建立了五人委员会以研究杜南的提议。

该委员会成员包括穆瓦尼耶、杜南、纪尧姆-亨利•杜福尔（Guillaume-Henri Dufour）将军、路易•阿皮亚（Louis Appia）医生和泰奥多尔•莫努瓦（Théodore Maunoir）医生。该委员会最初称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然而，很快它就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863年2月17日它召开第一次会议。从一开始它就看到了这一点：只要亨利•杜南所设想的志愿者通过一个特殊标志区别于普通平民，受到保护并免于战斗的伤害，他们就能够有效地工作而不会有遭到官员和士兵拒绝的风险。因此就形成了给予医疗服务机构和志愿护士以中立地位这一概念。

1863年8月25日，根据其自身的责任，国际委员会决定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大会，以研究如何克服军队医疗服务匮乏的困难。它向所有欧洲政府和众多领导人物发出了邀请。杜福尔将军于1863年10月26日宣布大会开幕。与会者共有36名，包括14 名政府代表和6名各个组织的代表，另有7人以个人名义参加。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沿袭了这种公私双向方式，今天，其与会者包括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代表，《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代表以及观察员（主要来自非政府组织）。

1863年会议以一个由国际委员会准备的公约草案为讨论基础。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英文），规定要建立伤兵救援协会（“委员会”）——未来的红十字会，以及后来的红新月会。

第10项决议将各国救援协会之间的信息交流委托给国际委员会负责。

各国红会的成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第一批救援协会——在符腾堡（Württemburg）、奥尔登堡（Oldenburg）大公国、比利时和普鲁士——成立。此后，丹麦、法国、意大利、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西班牙、汉堡（Hamburg）和黑森（Hesse）也成立了各自的救援协会。

在此期间，国际委员会正在为下个阶段的外交会议做准备。目的在于将1863年采纳的决议转化为对于缔约方（即缔约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规则。

然而，1864年2月1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入侵丹麦，开始了所谓的“德国-丹麦”战争。国际委员会决定派出两名代表去一线照顾伤者并研究实施1863年10月会议的部分结论的可能性。

1864年6月6日，瑞士政府已经同意组织外交会议，它向所有欧洲政府和美国、巴西和墨西哥发出了邀请函。

《日内瓦公约》的通过

由来自16个缔约国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于1864年8月8日至28日举行。由国际委员会准备的公约草案成为讨论的基础，1864年8月22日会上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现代国际人道法从此诞生。

至当年年底，公约已经得到了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和巴登大公国的批准。

然而，很快，一场新的战争就令新通过的公约经历了火一般的考验。这就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

俾斯麦相信他必须打垮法国以实现德国的统一。这导致了四年后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正是在此冲突期间，国际委员会建立了第一个针对受伤或被俘士兵家人的信息局。所谓“东方危机”（1875年至1878年）的一系列冲突，令国际委员会代表们的足迹远及巴尔干地区。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1885年至1886年）和巴尔干战争（1912年至1913年）期间，他们再次返回那里。

在此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是国际人道法发展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它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依靠其代表们的经验。